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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聆听历史脚步声——欧洲档案见证中华民族踏上复兴之路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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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以泛黄的故纸呈现于世,每个字都异常厚重。一张张照片,讲述着一个经历苦难的民族,对复兴的深切渴望;一件件实物,记录着一个国家历经磨难而奋发图强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走进欧洲的档案馆、伟人故居和百年企业,翻阅尘封文献,采访研究学者和历史见证人,聆听历史的脚步声,见证中华民族踏上波澜壮阔的复兴之路。

  德国埃森市郊。昔日军工业巨头克虏伯家族拥有的许格尔庄园鸟鸣声声,芳草萋萋。雕梁画栋的“中国厅”建成以来首次向中国记者打开朱红色大门,也揭开了一段尘封许久的往事。

  鸦片战争炮火,击碎了清朝皇帝“天朝上国”的迷梦。吃尽洋枪洋炮苦头的清政府希望通过购买西方列强军事装备改变被动挨打局面。

  一个灰色封皮档案夹静静地躺在长条书桌上,上面德文清晰可见:1847年-1912年制造火炮清单。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是克虏伯在欧洲之外的最大客户。清朝可以买到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火炮等军事装备。”克虏伯基金会历史档案学者丹尼尔·德罗斯特说,“这批档案中有8页纸是克虏伯向清政府出口的岸防炮、野战炮记录。”

  指着“舰船”供货“15厘米35倍径的火炮”一栏,德罗斯特介绍说:“这是供清朝北洋水师‘致远’‘经远’‘来远’‘靖远’号的武器装备。”

  从大连旅顺炮台、厦门胡里山炮台、威海刘公岛,到北洋水师主力“致远”号等系列战舰,克虏伯大炮既目睹了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屈辱,也听到过中国军民奋起抗击的壮歌。

  英国伦敦东部格林尼治的旧皇家海军学院,至今仍保留着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档案。鸦片战争后,一批留着辫子的晚清留学生在这里接受了海军知识和技能培训。

  甲午海战,装备着从德、英订购的坚船利炮,配备着留学归来的舰长,北洋水师的溃败让中国人睁开双眼,实实在在掂量出“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注定就要挨打”的分量。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汉学家、历史学家培高德说,清军维修、后勤、补给以及战时指挥远落后于日本,暴露出晚清政治体制的低效,也说明仅仅购买先进武器和装备而不探索国家体制变革,远远不能实现自强。

  从列强买来的枪炮,从西方搬来的制度,在中国还是水土不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次次抗争都未能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民族复兴的梦想依然遥不可及。

  与喧闹浪漫的香榭丽舍大街不同,法国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幽静安详。道边的一个小旅馆虽不起眼,但临街墙壁上镶嵌的一块纪念牌吸引着行人目光。

  纪念牌上雕刻着周恩来的头像,还有一行金色的法文:周恩来,1922年-1924年留法期间在此居住。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批渴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人远赴海外,尝试为东方古国寻找真理和光明的航道。

  周恩来、、、李富春等赴法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都曾在这一小小房间内留下足迹。这些穿着旧西装、工装,啃着硬面包的年轻人,身居斗室,在昏黄的灯光下,阅读《宣言》,在心中刻下坚定信仰:唯有能够救中国。

  蒙塔日市杜吉公园不远处,一栋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老宅静立在雷蒙特列街。这里曾是中国勤工俭学青年寓所,如今成为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塔日纪念馆。马会管家婆一肖“爱的真谛”板块将引领观众

  1920年,年仅22岁的周恩来赴法留学。到达巴黎后,他发起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开展党团活动,并编辑革命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

  一张泛黄的照片记录了蔡和森、向警予在蒙塔日市杜吉公园召集留法学生会议的情景。照片中,十几名青年或坐或站,聚集在公园一角。虽然容貌已不清晰,但是他们为救亡图存发出的呐喊之声犹在耳畔。

  有人这样回忆当时的岁月:“我在法国待了5年多,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一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荷兰皇家文理学院社会史国际研究所档案馆,记者看到1848年比利时向宣传革命的马克思发出的驱逐令。

  在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塔日纪念馆,馆长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法国内政部于1926年签发的驱逐令复印件。被驱逐者名叫邓希贤——正是曾经使用的名字。

  马克思虽屡遭普鲁士、法国、比利时当局驱逐,但他的理论如同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年轻的在法国一步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用一生践行着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921年7月,中国诞生,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此拉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伟大革命的序幕。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金秋,庄严宣告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英国大英图书馆保存着17世纪以来的新闻档案资料。新华社记者查阅后发现,1949年10月1日之后短短一个月,《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英国主流媒体刊发了一百多篇有关新中国的报道,密切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气象。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和战略版图,其影响力可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相比……”1949年10月3日出版的《泰晤士报》刊发题为《新中国》的文章。

  沧海横流,曲折壮阔。从命运谷底奋力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站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从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到主动敞开大门,从濒临“被开除球籍”,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国带领亿万人民跨越苦难,迎来辉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德国沃尔夫斯堡大众集团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张照片:一群身着中山装的中国人围在大众办公室里的一处厂房沙盘前,认真听讲解,做笔记。

  大众集团历史档案馆媒体负责人迪尔特·兰登贝格尔向新华社记者介绍,1978年的冬天,时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带队,怀着向外国先进企业学习的迫切心情,临时决定“去大众公司看看”。没有预约,代表团就风尘仆仆地赶到大众厂门口。

  周子健通过翻译向当班的门卫做了自我介绍:“我是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想与大众公司的负责人见个面。”门卫对这位徒步前来的中国部长将信将疑,但仍通知了当天唯一在大众公司的高管施密特。

  谁也没有想到,这番“误打误撞”般的经历就此为中国汽车工业开启了以合资促发展之路。

  按照大众集团统计,2018年,大众在中国交付汽车突破421万辆。兰登贝格尔说,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成为德国车企最大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大众如果没有中国市场会是什么样。”

  距沃尔夫斯堡300多公里的杜伊斯堡市工商会大门前,竖立着一位老者的半身铜像。他便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聘请的第一位国企“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

  1984年,60多岁的退休工程师格里希经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推荐,前往中国武汉柴油机厂(武柴)考察,之后他受聘武柴。

  格里希的儿子伯恩特·格里希在家中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一张老照片——身穿武柴工装、头戴鸭舌帽的格里希,正与职工讨论全厂工资改革方案。

  格里希是个严肃的管理者,强调以岗位为中心,提高产品质量,帮这家老国企重新焕发生机。他还撰写了26万字的建议,对中国国企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技术、语言、医疗到饭店管理、体育等领域,中国引进的“格里希”们,数量不断增长。

  70年,岁月如歌,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跨越“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针对民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一卡通异地使用不便、充值退卡,向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欧洲档案中记录的中国近现代史,历久弥新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与记者:黄泳、翟伟、顾震球、应强、严锋、金晶、张远、田栋栋、朱晟、桂涛、王子辰、任珂、张代蕾、韩岩、赵宇超、韩茜、高静、连振、单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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